科技
劝酒：从贵族礼仪、自治社区的酒会到服从性测试
这篇文章很是有趣，从饮酒这个很小的细节切入，反映劝酒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风气。揭示了劝酒文化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以及它如何随着时间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演变，借此呼吁重视文化复兴和尊重个体尊严。
劝酒：从贵族礼仪、自治社区的酒会到服从性测试
文 | 李竞恒
到了周代，封建贵族文化中将饮酒变为一种高度节制的礼仪，所谓“酒以成礼，不以继淫”（《左传·庄公十二年》），“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左传·宣公二年》），“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礼记·乐记》）。
在不断互拜行礼的仪式中，有节制地采用“哜”或“啐”的方式，只“至齿不入口”，更接近一种仪式和表演。
从西周铜器铭文来看，周人贵族对于大量饮酒常怀戒惧之心。
《大盂鼎》云：“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将商朝的覆灭归因于殷人各级封建贵族对饮酒的迷恋，而“酒无敢酣”，则成为新兴周人贵族的政治美德。
与之类似，“毋敢酗于酒”（《噩侯鼎》），“毋敢湛于酒”（《毛公鼎》）的辞章，都成为周人贵族政治美德的体现。
在清华楚简中，《耆夜》记载了武王大胜庆功宴会上，周公向毕公作诗，劝阻不要多饮。
清华简《摄命》中，周孝王也大臣摄做出要求：“汝毋敢朋酗于酒！”
正如陈梦家先生所说：“周人代殷以后，一再诰教戒酒，乃是礼的一大变革”，“周初以后铜酒器的减少以及此铭中关于‘德’的提出，改变了殷末的风气，兴起了后世奉周公为创制者的礼制”（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03页）。
在这一时期，孔子对饮酒的态度可谓中庸，持“唯酒无量”，较之纯正周人更为宽和的态度，但却也必须划定在“不及乱”的前提之下（《论语·乡党》）。
《论衡·语增》有“文王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描述孔子酒量之大，但即作为私人生活，酒量大可以随便喝，但却也不能到“乱”的程度。
与此相对的是，在小共同体的层面，“乡饮酒”作为一种共同体通过举行酒会，实现社区共同体议事、凝聚情感等功能的活动，仍然具有一定公共性的色彩。
《论语·乡党》提到“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孔子积极参与小共同体“乡”这一社区自治的活动，并在活动中体现出尊老等古典的绅士风度。
“杖者”，乃是社区自治中的自然精英、自然权威，在乡饮酒礼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赢得了孔子的尊重。
杨宽先生指出，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习惯，作为全体成员自觉的规范。
“‘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而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用酒会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杨宽：《“乡饮酒礼”与“饗礼”新探》，《古史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吕思勉在《燕石续札》中有“乡校”一条，介绍以前滇西地区的习俗，以论述先秦时期社区小共同体的治理：“时曰茶铺，众所集会之所也。议公事，选举乡保长，摊筹经费，办理小学皆于此。婚丧祝寿等事亦于此行之。”
这个庙旁的茶铺，其实就是“村之议会也，公所也，学校也，礼堂也，殡仪馆也，而亦即其俱乐部也。”
滇西地区的社区议会是茶铺，喝茶来商讨社区的公共治理。
这种以茶铺、喝茶来进行商议公共事物，甚至是按照习惯法对社会进行纠纷调解、治理等情况，也见于晚清、民国以来四川“袍哥”社会的“吃讲茶”。
根据学者的调查研究，茶馆是社会自治方面除了“宗族仲裁”以外的另外一种“社会仲裁”。人们会通过茶馆喝茶这一“公共空间”，邀请“袍哥大爷”这些类似先秦乡饮酒礼中“长者”、“杖者”，去作为仲裁者。
“‘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乡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第123页）
先秦时期的基层社区“乡”的议会，其实就是乡饮酒会议，人们通过在社区开酒会，增进共同体的情感，讨论共同体社区的治理细节。
社区酒会中的长者、杖者们，扮演着仲裁者、调节者的角色，具有社区内的声望和权威。乡饮酒礼，在基层社区自治领域则仍然发挥有与小共同体治理、习惯法等领域有关的功能。
根据《仪礼·乡饮酒礼》记载，在各种礼仪性的音乐、饮酒仪式结束完成后，在酒会后面就可以“无算爵”，根据郑玄的注释意思是“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即乡饮酒礼最后是人们一起愉快地随意饮酒，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自由随意而止，重在通过饮酒礼商讨事务，凝聚社区共同体的情感。
可以看出，这种乡饮酒礼“无算爵”的饮法，体现的是凝聚情感，以及对自由的尊重，而绝无权力性的强迫测试。
东周礼崩乐坏以后，小共同体的自治能力逐渐瓦解，乡饮酒礼也就逐渐废弛。喝酒变为私人、朋友之间的娱乐，喝酒时可以玩六博、投壶之类的游戏增加趣味，但并没有出现命令服从测验式的强制性劝酒。
这一时期，饮酒逐渐变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娱乐，如“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造了一间私人酒馆，晚上在里面喝，还有音乐助兴，“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喝高兴了要从白天喝到晚上；“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战国策·魏策一》）；“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史记·滑稽列传》）。
饮酒和社区自治会议的习俗已经剥离开，成为了纯粹私人化的娱乐活动。
秦国、秦朝原则上禁止民间喝酒，因为喝酒有助于增进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而且不利于军国耕战。
《商君书·垦令》规定“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让民间远离饮酒，去好好耕战干活当炮灰。
云梦秦简《田律》中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令者有罪”。
类似规定也见于岳麓秦简“黔首居田舍者毋敢沽酒，不从令者迁之。田啬夫、吏、吏部弗得，赀各二甲”（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 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如果民众在耕作期间买酒喝，基层小吏不管制，也要遭到严重罚款，“二甲”的处罚会让他们接近倾家荡产的边缘。也可见秦对民间饮酒的管制，是较为严格的。
秦律甚至规定，当兵砍了敌军脑袋被赏爵位，同里的邻居让他请客吃喝，或者请客给他庆祝，也都是犯法的，“赀戍，各一岁”都要被罚当一年戍卒。
材官、发弩、善士等战友一起“入舍钱酒肉及予者”，以及为吏的同事入职时“出钱财酒肉，入时共分饮食”的，也都要受到处罚（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第220—221页），汉律继承了秦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汉书·文帝纪》文颖注），尽量不让民间搞团伙，形成小共同体的情感。
所以，秦和汉初民间喝酒较少，服从性测试的酒文化还不多，到西汉的民间社会，喝酒也往往被禁止，所谓“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汉书·宣帝纪》），尽可能让民间不要通过乡饮而形成各类“团团伙伙”。
从北大收藏的秦简《酒令》及令骰来看，骰子上写着“不饮”“自饮”“饮左”“饮右”“百尝”（李零：《北大藏秦简〈酒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期），秦人的饮酒应该更类似游戏，用掷骰子决定坐在哪个方向的人喝，或者在座的一起喝。
秦朝没有出现服从性测试的灌酒文化，一是因为官府倾向对饮酒的管制，二是因为秦律统治的社会下“利出一孔”，本身就在严格的服从管理体制下，不需要再多此一举，所以赵高用指鹿为马来进行服从性测试，而不是用灌酒方式。
在秦和楚汉之际，民间的饮酒是私人生活，但似乎还并未转化为权力的展示。如刘邦为亭长时“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以及为群盗时“高祖被酒”“高祖醉”（《史记·高祖本纪》）之类，也都不是权力展示。
至于郦食其好酒，自称“吾高阳酒徒也”之类，也都是个人爱好。
即使是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劝酒也并未变成一种权力的服从性测试，典型的例子便是《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鸿门宴，无论是项王赐给樊哙“斗卮酒”，以及询问其“能复饮乎”，都不是一种权力命令的展示。
而后来刘邦更是“起如厕”并宣称“不胜桮杓”而走，并未因遁走而遭受不服从的惩罚。
服从性测试的劝酒，恰恰出现在管制较强，但又出现一定松动的西汉。热衷此道的一是皇帝和官僚，二是游侠。
《汉书·高五王传》记载，吕后统治时期举行“燕饮”，刘章担任行酒官，按照军法喝酒，有一个吕家人喝醉了“亡酒”，即被灌多了想跑，最后被刘章杀死，理由是“有亡酒一人，臣谨行军法斩之”。
这种宫廷的灌酒，喝醉敢跑要被按军法处死，属于服从性测试。
同样，《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元王刘交很尊重自己的同学穆生、申公等人，每次宴会，因为穆生不喜欢喝酒，楚元王就给他准备度数很低的“醴”。
但是楚元王去世后，刘戊继承王位，以后喝酒就逐渐忘记给穆生准备醴，穆生由此得出“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的结论。
这时候，君王宴会喝酒与权力的傲慢，已经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穆生在这方面可谓十分敏锐。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一次宴会上，有任侠背景的灌夫给丞相田蚡行酒：“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
田蚡自居地位高，告诉灌夫你敬的酒，我不会喝满杯，意思一下就行了。灌夫想再次强行给田蚡劝酒，遭到田蚡的拒绝。
这个例子看得出来，有混迹军方和游侠经历的灌夫，喜欢劝酒，这可能是当时汉军和游侠圈子中出现了强行灌酒文化，他不知深浅地将这种习惯带到了上流社会。而田蚡作为领导，根本不屑于喝掉满杯卑微者的敬酒，这也是一直传承到现代社会的。
汉代游侠圈子有强行灌酒文化，如著名的西汉黑老大郭解，他的外甥便习惯于给人灌酒，《汉书·郭解传》：“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
郭老大这位外甥命令人“釂”，根据颜师古的注解是“其人不饮，而使尽爵”，意思是别人不干了满杯酒，就强制喝光，不喝光就强行灌酒。
郭老大的外甥仗着舅舅的江湖地位，平时早已习惯给人灌酒，没想到这次遇到个刺头，发飙把他杀了。《汉书·陈遵传》记载另外一位黑白通吃的老大陈遵，“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这位老大每次喝大酒，都要把大门封死，把客人马车两轴的销钉取下来扔到井里，不喝翻不准出门。
最喜欢通过灌酒巩固皇权的，则是东吴皇室。
在三国之中，东吴政权是最缺乏法统依据与合法性的，换言之其生态位最接近僭主。越是接近僭主的生态位，就越是要依靠各种服从性测试来巩固僭主的权力。
从法统依据来说，曹魏篡汉至少走完了“禅让”的全部法律程序，包括“五让四辞”的程序等。（《三国 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汉纪》《献帝传》）而蜀汉也有刘姓血统，以及延续汉朝法统的合法性依据。
相比而言，东吴的合法性最为欠缺，其称帝的依据仅仅只是东吴领土的夏口、武昌出现了所谓黄龙、凤凰的祥瑞而已。（《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正因如此，东吴皇权的生态位，其实最为脆弱、缺乏合法性，是属于僭主生态位的。
其实如果一个统治者有足够的合法性，是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服从性测试的折腾成本去不断搞测试的。显然，东吴皇帝作为僭主，需要通过灌酒来不断做服从性测试。
据《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孙权把众臣灌得大醉后，还给他们洒水，说要喝得从台子上掉下去才行。这种强制性的狂饮烂醉背后，其实是权力服从性测试的考量。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
孙权当了吴王，开庆祝宴会喝大酒，虞翻假装喝醉，等孙权走开后又坐起来。孙权见此人不服从自己的权威，而且还欺骗自己，气得拿剑立马要宰了他。
所谓酒桌政治，便是通过灌酒考验手下忠诚度。一直到东吴末期的孙皓，仍然热衷此道，《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说：“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时有衍过，或误犯皓讳，辄见收缚，至于诛戳。”
孙皓通过给臣下强行灌酒，再记录他们酒后的隐私、过错，加以判刑和杀戮，这是皇权通过强制灌酒来暴虐大臣的极致。
南朝刘宋孝武帝加强皇权，也喜欢通过喝大酒来施虐群臣，《南史·蔡兴宗传》记载：“时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义恭以下咸加秽辱，”
酒会上侮辱虐待群臣的方式还包括“昵戏”。既可以展示权力，也可以进行服从性测试。
此外还有一种灌酒是暴发户的变态心理，如西晋暴发户石崇，他父亲石苞出身低微。石崇发迹后，内心还是有自卑感，特别是面对琅琊王氏这种世家。
根据《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
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两堂兄弟去喝酒，石崇命令美人给客人灌酒，客人不喝就斩杀美人。王导是老好人，虽然酒量很差，但怕出人命，被喝得烂醉。王敦铁石心肠，见石崇一连杀了三人，还是面不改色不肯喝。石崇的残忍豪奢，最终得到恶报，在此不论。
这次酒会，其实是暴发户和老世家的心理对抗，暴发户用人命去逼酒，有服软接招的王导，也有不服软不接招的王敦，可谓酒桌即战场。
《北齐书·高乾传》附《高季式》传记载高季式好酒，“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即仗着自己家族的豪门功业，有恃无恐，鄙人喝酒。
一次，强行将黄门郎司马消难关在自己家中灌酒，甚至“命左右索车轮括消难颈，又索一轮自括颈，仍命酒引满相劝”，强行给司马消难的脖子上套上车轮，自己也给脖子上套个车轮，大家都别跑，还是继续昏天黑地的灌酒。这种“恃举家勋功”的酒风，也是和权力自豪感密切相关的。
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中，张飞强迫曹豹喝酒，甚至因为其不喝而发怒说“你违我将令，该打一百”，因此导致遭到曹豹的报复。
此事虽然并不是真实历史，但小说家言作为一种承载了“集体记忆”的心理结构，也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恶性劝酒、权力文化的厌恶。
总体看，灌酒这种恶劣文化，是礼崩乐坏后的产物，和皇权、官僚、黑老大之类的权力展示、服从性测试之间有密切联系。不能将这种恶劣的酒桌文化，视为中国传统“礼”的产物，其产生恰恰是礼的崩坏。
在宋代，士大夫们从精神文化方面回归华夏正统，北宋在洛阳的退休士大夫们结社，建立起“洛阳耆英会”，司马光为结社撰写了《会约》，其第四条规定“酒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意思是聚会的饮酒，酒倒多倒少、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不得劝酒，客人也不需要勉强，量大尽兴，量少随意，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决不允许出现以劝酒展现权力测试之类的情况。
这种华夏士大夫结社的饮酒规定，尊重了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其精神才是真正先秦“乡饮酒礼”以来的传统。
BOOK
推荐图书
《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李竞恒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围绕华夏制度文明，回溯儒学的源头，深挖先秦儒家思想精髓。全书分为“政论”“经济”“文化”三大部分，从孔孟原典出发，融合多学科知识，归纳并阐述先秦儒家对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主张，全面剖析了原始儒学在政权组织形式、刑罚、税收、资源分配以及社会福利等多维度的制度构建。作者认为孟子的爱有差等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不仅深入挖掘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还特别强调家庭、家族和社区在文明社会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揭示原始儒学在铸就现代文明制度方面的深远影响和滋养现代文明精神的重要意义。
近期新书推荐
— end —
编辑：走走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合作请联系微信号：yujiang579